平安证券-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系列一:中国“乡村振兴”怎么做?——来自日韩的启示【公众号研报】-210326

　　分析师 钟正生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1060520090001 张德礼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S1060521020001 研究助理 张璐 一般从业资格编号：S1060120100009 摘要 全面脱贫完成后，乡村振兴成为中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系列专题报告对乡村振兴加以研究，本文是系列第一篇，聚焦于日韩经验。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在短短20年时间就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用时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日本亦通过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和日韩同处东亚，三个国家在资源禀赋、农业特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日韩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时可借鉴学习的成功典范。 1. 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时任总统朴正熙推动和主导，他把新村运动定位为一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 韩国推动新村运动的原因：一是韩国在第一和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中，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二是通过农村房屋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消化过剩工业产能。三是顺应农民建设家园的诉求，以获得政治选票。 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举措：一是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村房屋。二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在政府主导下引进和推广高产量的“统一水稻”，扩大农业机械使用，加快农业现代化。四是注重对新村运动基层领导的培养。五是在财政资金投入到新村运动的同时，还注重调动农民出资建设的积极性，新村运动中财政资金占比只有35%。六是基层农协在新村运动中扮演着金融服务供应商的角色。 2. 日本乡村振兴开始于1953年，1961年加速。 日本乡村振兴的原因：一是日本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二是1945年到1960年日本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日本乡村振兴的主要举措：一是通过“振兴八法”，日本明确了中长期发展目标。二是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首创“一村一品”模式。四是通过乡村支援员制度和乡村振兴支援队，挖掘内部人才和输送外部人才。 3.日韩这两个东亚邻居给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第一，细化乡村振兴目标，并据此确立详实且可执行的规划。第二，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并不冲突。乡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中国和韩国均面临人均耕地面积少的问题，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提高农业产出率的必要举措。第三，乡村振兴所需资金来源应以市场为主、财政为辅。韩国新村运动虽由政府主导，但资金主要来源于乡村自筹，日本同样如此。中国农村已经全部脱贫，农村房屋和基础设施远好于新村运动初期的韩国，将大规模财政资金投入农村的必要性不大。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面临债务压力，推动乡村振兴更应注重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第四，中国应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可以综合日本乡村支援员制度和韩国新村运动培养方案，从农村内部挖掘出人才，再进行农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胜任乡村振兴的领导工作。 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产出效率更高，人口和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集聚很难避免，发达国家也普遍经历过农业萎缩和农村空心化的阶段。推动城乡均衡发展，是一国现代化之路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2020年全面脱贫完成后，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对拉动内需、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通过系列专题报告，对乡村振兴加以研究。本文是系列第一篇，聚焦于日韩的经验上。韩国通过新村运动，短短20年时间就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用时接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日本亦通过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和日韩同处东亚，三个国家在资源禀赋、农业特征和历史文化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日韩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时可借鉴学习的成功典范。 01 韩国新村运动 新村运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推动和主导。他在1970年所写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中，指出“农业措施在‘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复兴能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计划能否成功”。新村运动是推进韩国农业复兴的重要举措，但又不仅仅是复兴农业这么简单。朴正熙曾说过，可把新村运动称作为一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 相比于朴正熙在大方向上的定调，曾担任过他的总统经济事务特别助理的朴振焕，对新村运动下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朴振焕是一名农业经济学家，又作为朴正熙政府的要员亲历了新村运动。朴振焕在他的著作《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中称，新村运动是“通过参加建设村庄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精神，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朴正熙政府推动新村运动的背景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韩国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中，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中国一样，韩国也通过制定五年计划来引导产业发展。韩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62年，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肥料工业、水泥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纤维工业，重点开发能源、交通、通讯等不发达部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67年，提出力争实现粮食自给，重点发展化学、钢铁和机械等基础工业部门，大力改善工业部门结构。 虽然韩国的“一五”和“二五”计划都提出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目标，力求产业均衡发展，但最终结果却是工业增速远快于农业增速。韩国一五期间（1962年到1966年），第一产业GDP年均增长5.6%，第二产业GDP年均增长14.9%。到了二五期间（1967年到1971年），第一产业GDP年均增速大幅下滑到1.7%，而第二产业GDP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到16.4%。 韩国一、二产的GDP增速缺口，从一五期间的9.3%扩大到二五期间的14.7%，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户年均收入占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962年的71%下降到1970年的61%。 二是，通过农村房屋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消化过剩的工业产能。1968年韩国有自然村共计32485个，据统计60.6%的村庄卡车能够进入和掉头，8.6%的村庄卡车能够进入但不能掉头，30.8%的村庄卡车不能够进入，而且越小的村庄不通卡车的比例越高。1971年韩国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的住在茅草屋里。可见，当时韩国农村房屋和基础设施都有极大的改善需求。 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工业产能过剩，这是因为韩国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时，有不少重复建设的项目。水泥尤为典型，在20世纪60年代初水泥还是稀缺物资，但到了60年代末，由于韩国出口下滑水泥陷入了产能过剩的困境。 于是，政府出资购买水泥和钢筋，并免费分发给农村用于建设，能够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从1971年韩国政府紧急拨款40亿韩元用于购买水泥开始，到1978年结束免费分发，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平均给每个村援助水泥84.0吨、钢筋2.6吨，每个村领到的物资按1974年的汇率折算约值2000美元。此举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也缓解了产能过剩行业的经营压力。 三是，顺应农民建设家园的诉求，以获得政治选票。1970年韩国农村人口占比45%，维护农民利益是获得这个庞大群体支持的前提。朴正熙在第二轮选举时，少数党总统候选人承诺将提高政府的大米收购价格，同时降低终端大米制品的价格，通过政府补贴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争取农民等群体的支持。考虑到当时韩国农村地区房屋和基础设施改善需求旺盛，朴正熙希望通过新村运动来获得农民的选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举措 韩国新村运动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农村房屋。这些任务主要在1971年到1978年之间完成。韩国新村运动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分支机构覆盖韩国全国。韩国中央内务部将地方政府报上来的项目汇总，以改善农民居住和生活条件的迫切程度为参考，对项目优先程度排序。从图表4中可以看出，优先安排的项目基本是农村基建和房屋改造。 农村基础设施方面：一是道路工程。新村运动初期，韩国政府统计有改善需求的进村道路和支路49167公里、村中道路26266公里，1971年到1978年实际新建和改善进村道路、支路43461公里，同期新建和改善村中道路42220公里；二是桥梁工程。大型桥梁由政府建造，村庄周围的小桥由村民自己负责。据统计1970年需要改造和建设的小桥数量为76749座，1971年到1978年总共完成68797座小桥的改造和建设；三是修缮加固河堤和建设水库。根据韩国内务部的统计，新村运动在1971年到1978年，修缮加固的河岸总长度7839公里，建设水库24000个，在提高农业灌溉率的同时，还减少了洪涝和干旱的发生。 房屋改造方面：在免费分发水泥和钢筋后，对积极参与建设的村庄进一步奖励水泥和钢筋，而不再给予积极性不高的农村新的奖励，通过这种激励制度鼓励农民建设。1971年韩国有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到了1977年农民基本都住进了瓦片或者铁片房顶的房屋。韩国农村通电家庭的比例，也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20%，提高到1978年的98%。 第二，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韩国人口密度全球第三，地少人多，1970年农村家庭中，耕地不足1公顷的占比67%。推动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必要举措。 韩国从两个方面着手加快人口迁移过程：一是继续发展工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当时这些产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有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当时韩国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也有进城谋求高收入工作的动力。二是通过分散工业、新建教育文化设施和疏散政府等措施，以经济空间的均衡分布来引导劳动力流向。比如把大田、马山等五个中等城市作为优先投资的地方，在南部制定的工业区免除纳税等，吸引企业到这些地方投资、农村人口到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 从韩国“一五”计划重点发展工业开始，到新村运动的前10年，韩国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到196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只从74.1%下降到66.4%。但1960年到1970年，韩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66.4%大幅下滑到51.0%，到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34.0%。1960年到1980年，韩国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9.3%提高到29.0%，同期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从24.3%提高到37.0%，这20年里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明显优化。 第三，推进农业现代化。1970年韩国开始新村运动的时候，农业基础薄弱，粮食自给率只有80.5%，需要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因此，当时韩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粮食增产。 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引进和推广种植高产量的“统一水稻”。“统一水稻”属于杂交新品种，在1971年被引进到韩国。尽管产量高，但不适合韩国人的口味，消费者不喜欢，因此初期推广比较慢。韩国政府介入后，一是凭借当时的粮食价格双轨制由政府主导的优势，优先采购统一水稻，倒逼农民去种植它。韩国的粮食价格双轨制，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它是由政府高价购买粮食再低价销售，可以说政府有绝对的话语权。二是地方政府打着“找农民十次”的口号，发动群众种植“统一水稻”，加之种植它能够得到更多收入，因此农民逐步提高“统一水稻”的种植比例。“统一水稻”占韩国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从1972年的15.9%提高到1977年的54.6%，带动精米产量从1972年的3.34吨/公顷，提高到1977年的4.94吨/公顷。 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提供资金和低息贷款支持，推动农业机械化。韩国在一五和二五期间，主要是普及耕地和整地机械。新村运动开始后，韩国实施“农机供给五年计划”，扩大农业机械的使用范围，并不断丰富农业机械的种类，重点发展灌溉运输、轻型运输车和脱谷机等。上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一共向农户提供了130亿韩元的直接补贴，以及3870亿韩元的低息贷款，为农户提供各类农机100万台。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点普及大型灌溉设施、播种机、拖拉机等，韩国政府在这方面提供了2500亿韩元的直接补贴和17500亿元的融资支持。 第四，注重对新村运动基层领导的培养。农村基层干部在新村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是新村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1972年韩国成立了新村领导人研修院，专门培训新村运动的村庄指导员，目前韩国的新村中央研究院还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新村运动基层领导培训的课程主要有五个方向：1、成功农民的案例宣讲；2、小组讨论；3、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4、农作物生产技术；5、小桥建造、农舍返修及自来水供应等工程的基本技能。 培训初期主要针对男性的新村指导员，后来逐步向女性新村指导员开放。国会议员、部长、教授和法官等精英，也陆续和村庄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甚至连总统朴正熙也参与了几次培训，官员和社会精英在培训学员中的比例达到了22.7%。不同社会群体一起培训，既能够让各界加深对新村运动的认识，也能让官员们和村庄领导人有直接的交流，调研发现问题后进而优化政策。 第五，财政资金投入到新村运动的同时，还注重调动农民出资建设的积极性。新村运动伊始，就根据农民是否积极参与，设置了差异化的水泥和钢筋奖励政策，以此鼓励农民积极参与。1972年到1979年，韩国投入到新村运动的资金总规模合计2.7万亿韩元，其中35.1%来自于政府，64.0%来自于村庄集资（包括贷款），0.9%的来自于其他渠道。来自于村庄集资（包括贷款）的资金规模，从1972年的273.7亿韩元，提高到1979年的3283亿韩元，短短七年间增长了11倍。可见，尽管韩国新村运动由政府发起和主导，但同样注重撬动农民的资金参与，财政资金发挥了杠杆作用。 第六，基层农协在新村运动中，扮演着金融服务供应商的角色。韩国的农协有点像中国的农信社，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民，以乡镇为单位，网点分布极广。新村运动开始后，农民收入增加，投资所需的资金规模也在提高，整个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动加快。韩国基层农协凭借网点密集和服务农村的优势，在吸收农民储蓄的同时，也向它们发放贷款，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金融服务商。1972年到1980年，韩国基层农协的储蓄规模从8亿韩元提高到560亿韩元，贷款规模从8亿韩元提高到726亿韩元，八年间分别增长了68倍和90倍。 总之，韩国新村运动极大改善了农村居住条件，实现城乡均衡发展。1974年韩国实现村村通车，农村住房、饮用水和通电都大为改善，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37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49美元。1993年韩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123.6台、电冰箱105台、电话99.9部、汽车20.9辆。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只用20余年，就让农村从原先全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转而实现与城市均衡发展，步入现代化。 02 日本乡村振兴 日本也经历过由政府主导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运动，而且跟中国一样，这个运动也被叫做乡村振兴。日本版的乡村振兴开始于1953年，1961年开始加速。因为1961年日本实施《农业基本法》，将农业政策的定位从原先的产业政策调整为社会政策，农业政策的目标也从增产变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版的《农业基本法》，还首次提出“要完善乡村交通、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改善生活、妇女就业环境，提升农民福祉水平。”从这些表述看，日本乡村振兴的目标，与当前中国的很相似。 （一）日本乡村振兴的背景 日本推动乡村振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日本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府压低农产品价格，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二战后在美国援助下，日本工业较快恢复，在上世纪50年中期高速增长。尽管受益于农药、化肥的使用，以及机械化的推广，农业产量不断上升，但当时日本政府采取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压制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增速慢于非农部门，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户家庭收入占全社会家庭平均收入的比例，从1955年的77%下降到1960年的68%。 第二，日本农村出现空心化的问题。与中韩开始乡村振兴时需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同，日本面临的问题是农村人口流出过快。1955年到1965年，日本就业人口从3926万增加到4763万，增长21.3%。但同期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从1498万人下降到1086万人，减少了27.5%，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38.2%下降到22.8%，而且留在农村的以小孩、老人和妇女居多，有效劳动力不足。 （二）日本乡村振兴的举措 日本乡村振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通过“振兴八法”，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立法先行是日本乡村振兴中最具特色的一点。从1953年的《离岛振兴法》，到2000年的《促进过疏地区自立特别措施法》，日本一共颁布了八部乡村振兴的法律，统称“振兴八法”。它们明确了政策目标、划定标准和实施措施，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第二，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首先，直接的财政资金投入。日本用于农业的预算从1970年的8851亿日元，提高到1985年的26462亿日元，同期这些资金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从20.5%提高到31.8%。其次，税收优惠。比如，“振兴八法”规定地区内的中小企业在固定资产税折扣比例、减免固定资产购置税和固定资产税方面，均可享受税收优惠。最后，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农村地区定向支持。比如，日本政府在1953年出资成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给农林渔业的经营主体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贷款期限最长可以到25年，贷款金额最高可到项目总投资额的80%，利率也要比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低。 日本政府2013年设立“山村发展支持制度”，对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及相关调研、人才培训活动的地方政府或企业，给予每年1千万日元的资金支持。它是融合了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的典型案例。 第三，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首创“一村一品”模式。一是，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出现了一大批环保型农业企业。1999年日本颁布和实施《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法》，对化肥用量、化学合成农药的使用都做了明确规定。二是，促进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比如日本在1971年实施《促进在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法》，鼓励制造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批发业五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农村投资建厂，并适当放宽了农地用途管理。三是，鼓励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成立以经济服务为核心的农林渔协，鼓励农林渔协开办农产品加工厂、自营超市，并允许农林渔协开办医院、养老院、体育馆和文化馆等。2010年，日本实施《六次产业化及地产地销法》，鼓励农民开发、销售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获得更高附加值。 “一村一品”这几年在中国农业领域讨论得比较多，实际上这种模式由日本首创。1961年，日本大分县大山町开始农业转型探索，重点推广当地的李子和栗子，取得成功。1979年，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号召全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每个村镇至少生产一种在全日本乃至全世界名列第一的产品，称之为OVOP运动，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逐渐形成“大分模式”。1983年，日本通产省号召各级政府以大分县为样板，发展地方经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宣传、推广“大分模式”。 第四，通过乡村支援员制度和乡村振兴支援队，挖掘内部人才和输送外部人才。2008年，日本总务省创设乡村支援员制度，当年招聘专职乡村支援员199名，到2017年扩大到1195名；当年招聘兼职乡村支援员2000名，到2017年扩大到3320名。乡村支援员主要来自农村，他们的工作有三：一是，与地方政府协调，实施乡村综合调查；二是，将综合调查结果反馈给村民和地方政府，召集各方讨论乡村振兴中面临的问题；三是，根据调查和各方协商后所制定的方案，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 2009年日本政府创设乡村振兴支援队制度，当年招聘89人，到2017年招聘人数达4830人。和乡村支援员不同，乡村振兴志愿队员主要来自外部，而且在招聘时不要求熟悉农村、有乡村振兴经验，但限定须来自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城市区域，或者是三大都市圈外的指定城市，比如仙台市、京都市等。乡村振兴支援队员的工作，一是，解决村民生活中的困难，比如解决就医和协助购物；二是，协助建设美好乡村环境和社区，比如农业水源保护、道路清理和修复等；三是，挖掘出乡村特色并进行价值创造，比如乡村品牌开发、农产品销售等。 总之，日本“乡村振兴”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85年日本乡村的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率已经和城市持平，1998年日本农民人均收入还比城市职工高4.6%。 03 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日韩这两个东亚邻居振兴乡村的经验，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 第一，细化乡村振兴目标，并据此确立详实且可执行的规划。韩国新村运动虽从上世纪70年代的政府主导，转变为80年代的民间主导，但每个阶段都确立了预期要达到的目标，并据此制定了详细的推进计划。比如1970年到1978年，首要目标是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韩国政府在确立各类项目的优先级后，陆续完成相关项目的建设工作。日本也是立法和规划先行，通过“振兴八法”明确了中长期目标，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等机构都有负责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政策和规划的部门，通过法律制度保障相关政策和规划目标可落地执行。 根据2018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是在2020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建议可将这些目标更具体化一点，明确时间节点，或者有量化的考核指标。可供参考的是此前脱贫时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与此同时，还应根据时间节点或者量化考核指标制定规划，确保能够如期完成阶段性任务。 第二，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并不冲突。乡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韩国1971年开始新村运动时，城镇化率为55%。而中国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4%。和1971年的韩国一样，中国也有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进而提高农村剩余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诉求。这是因为，中韩两国人均耕地面积都较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后，可以发挥出规模优势，提高农业人口的人均产出率。但在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也要避免像日本这样，过快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从而造成农村有效劳动力不足。中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大于1960年的日本，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乡村振兴所需的资金来源应以市场为主、财政为辅。韩国新村运动初期，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即使如此新村运动投入资金，来源于政府的也只有35.1%，主要来源其实是村庄自筹。日本乡村振兴同样如此，即使是1985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达到了26462亿日元，它也只占当年日本总财政支出的5.1%，用于乡村振兴的比例则更低。2020年中国农村已全面脱贫，农村房屋和基础设施远好于新村运动初期的韩国，大规模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必要性不大。加之地方政府现在普遍面临债务压力，在推动乡村振兴时，更应该注重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将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 第四，中国应该加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尽管日韩的做法有些不同，但都很重视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已经结束的全面脱贫相比，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更多元化，对基层领导的要求也更高。可以综合日本的乡村支援员制度和韩国的新村运动培养方案，从农村内部挖掘出人才，再进行农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胜任发展特色产业、一村一品等任务的领导工作。 评级说明及声明 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20%以上） 推 荐 （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10%至20%之间） 中 性 （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 （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中 性 （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公司声明及风险提示： 负责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就本研究报告确认：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公司研究报告是针对与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公司研究报告仅提供给上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布。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将采取维权措施追究其侵权责任。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您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请您务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声明 此报告旨为发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明文批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及其复印本予任何其他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平安证券认为可靠，但平安证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而负上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并不能仅依靠此报告而取代行使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近期重点研究报告 【平安固收】逆风环境下，怎么看当前的地产债？ 【平安医药】创新药研发专题系列——双抗：下一代抗体药物 【平安非银】数字营销系列一——内容与渠道变迁，新型营销方式正当时 【平安非银】数字营销系列二——金融机构数字营销：科技时代下业务转型的必备要素 【平安电力】碳中和系列报告：碳中和下的能源电力维”新”变法 【平安策略】易会满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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